日前國務院出臺《關于促進服務消費高質量發展的意見》（下文簡稱《意見》），文中“激發改善型消費活力”中提到教育和培訓消費，被市場解讀為利好。據媒體報道，8月5日至7日，連續三天教育培訓板塊持續活躍，被不少人認為是教培行業又一次迎來了春天。
“教培行業復蘇”“教培行業迎來春天”，這都是對政策的過度解讀。政策所提到的“培訓”，與一些自媒體解讀的“義務教育階段學科類培訓”并非一個概念。對校外非學科培訓、職業培訓、成人繼續培訓，國家政策一直是鼓勵、支持的，而對義務教育學科類培訓依舊實行嚴監管。激發教育和培訓消費活力，是規范培訓業發展，并促進提高服務質量，而非放開義務教育階段學科類培訓。
其實，《意見》對“教育和培訓消費”有進一步的界定。具體為：推動高等院校、科研機構、社會組織開放優質教育資源，滿足社會大眾多元化、個性化學習需求。推動職業教育提質增效，建設高水平職業學校和專業。推動社會培訓機構面向公眾需求提高服務質量。指導學校按照有關規定通過購買服務等方式引進具有相應資質的第三方機構提供非學科類優質公益課后服務。鼓勵與國際知名高等院校在華開展高水平合作辦學。顯然，推動培訓消費的核心措施是由學校購買校外第三方服務為學生提供非學科課后服務，而不是一些自媒體所解讀的開放學科類培訓。
事實上，這并非新措施。實施“雙減”以來，我國教育部門一直在推動學校提供優質的課后服務，以此疏導家長對校外培訓的需求。而鑒于學校的師資力量有限，購買校外第三方服務，就既可豐富課后服務的課程、活動，又可引導校外培訓機構轉型，支持非學科培訓發展。
但不可回避的是，由于中高考升學仍主要根據學生的考試總分、排名進行錄取，部分學生仍有提高成績考取更好的學校的訴求，因此，在對義務教育階段的學科類培訓進行從嚴監管后，出現了隱形、變異的學科類培訓，包括有的進行非學科培訓的機構，把學科類培訓包裝為非學科培訓。如何治理隱形、變異的學科類培訓，成為校外培訓監管的難點。
在此背景下，每過一段時間，都有針對校外培訓政策的“一驚一乍”解讀。如2023年7月，《校外培訓行政處罰暫行辦法》通過，當時不少自媒體的解讀是“禁止一切校外培訓”。今年2月，教育部網站發布公告，對《校外培訓管理條例》（征求意見稿）公開向社會征求意見。對此，有媒體將其解讀為放開校外培訓，“教培業的春天到了”。
這都是偏離政策本身，把校外培訓等同于義務教育階段學科類培訓的歪曲解讀。義務教育階段的學科類培訓只是培訓的一部分。國家對培訓實行的是分類監管原則，不能一概而論。當然，出現這種解讀，也有其“市場”，因為家長們普遍關心的是義務教育階段學科類培訓，在所有培訓中，義務教育階段的學科類培訓曾經是市場份額最大的。
從激活消費活力角度看，開放義務教育階段學科類培訓，無疑可以起到“立杠見影”之效，那些隱形、變異的學科類培訓也可走出地下。這也是不少培訓機構所期待的。但是，激發培訓消費活力，與治理校外培訓機構是并行不悖的。不是一激發，就全部放開，并一放即亂；也不是一刀切嚴管，一管就死。
一方面，要扭轉一些地方存在的“一刀切”管理思維，對政策所允許、鼓勵的校外培訓，要依法支持，不能人為設限，如抬高非學科培訓機構的準入門檻，對非學科培訓機構進行過度監管。而要積極鼓勵有合法資質的非學科培訓機構規范經營。
另一方面，不能以“清零”為目標治理義務教育階段的學科類培訓。“雙減”的目的是減輕學生的學業負擔與校外培訓負擔，不是“清零”校外的義務教育階段培訓機構，應該允許有合法資質的學科類培訓機構給有需要的學生提供培訓服務。在聽取機構、家長的意見基礎上，科學設置學科類培訓機構的培訓時間、按市場規律制定學科類培訓機構的政府指導定價。校外培訓是學校教育的有益補充，要發揮其給學生提供差異化教育培訓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