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是研究我國基礎教育最好的時代，也是開展系統性教育研究尤為迫切的時代。新中國成立之后，我國開啟了社會主義教育探索。在新中國成立至改革開放這一時期，我國根據國家能力、教育目標和基層實際進行了適度調整，但是因社會環境和教育結構相對穩定，教育政策和教育實踐總體處于穩定狀態。
改革開放之后，尤其是進入新世紀之后，我國的教育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市場開放、人口流動、網絡流行、城市發展等因素使得基礎教育面臨著復雜的外部環境，并因此出現種種問題。
目前，沒有一套現有理論可以解釋當前中國基礎教育所面臨的系統性問題，也沒有一個現有理念可以引領中國基礎教育走出困局。緊跟時代、邁向田野，真正把握當前基礎教育的整體環境和現實狀況，提煉和總結出我國基礎教育發展的一般規律，是探索符合國家需求和群眾需要的中國式教育現代化的必然之路。
當前的時代，面臨著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就中國的基礎教育而言，同樣面臨著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的教育實踐正經歷著史無前例的變化。盡管沒有一段歷史是相同的，但是我們當下所處的時代，其變動性、劇烈性、滲透性是任何一個時代都無可比擬的。劇烈變動的時代無疑給中國的教育實踐增加了更多的復雜性、不確定性和可能性。
第一，免費義務教育與學校生態的變化。
進入新千年之后，我國實行了一項影響深遠的稅費政策，即取消農業稅費。由于我國鄉村學校的運轉在一定程度上依賴農業稅費中的教育提留部分，取消農業稅費之后，鄉村學校失去了教育提留的資金來源，而國家的工業發展也實現了一定程度的積累。因此，在取消農業稅費沒多久，我國很快就取消收取學生的學雜費，在城鄉學校實行免費義務教育。這一政策給我國基礎教育帶來了巨大的影響。
從直接效果來講，國家承擔了學生義務教育和學校日常運轉的開銷，為學生家長減輕了教育負擔。但是，這一政策也由此改變了家校關系、政校關系和師生關系。家校關系的變化，如部分家長的教育心態從“教育是家庭的責任”變成“教育是學校的責任”，從“自己花錢購買教育”變成“國家花錢享受教育”，家庭對學校的要求越來越多，介入也越來越多。政校關系也發生了變化，由于國家包辦教育，國家則會對教育目標、教育質量和教育規范等方面提出要求，并不斷增加對學校的考核和檢查，以加強對學校的管理，由此使得學校的日常事務不斷增多，自主空間不斷壓縮。
在師生關系上，家長的介入和政策的要求使得教師的權威下降，義務教育階段的教師之于學生的角色從傳道授業解惑者轉變為底線安全保護者的角色，知識教育和規則引導的功能下降。
第二，鄉村學校師生流失與教育城鎮化的發展。
在城鎮化進程等因素的影響下，大量鄉村學生進入城鎮學校，年輕教師不愿意到鄉村學校任教。城鄉學校的教育資源配置面臨著尷尬的處境，一方面國家不斷向鄉村學校投入資源、進行政策傾斜，努力彌合城鄉學校之間的基礎差距，另一方面鄉村學生不斷進城，鄉村學校尤其是農村學校快速衰敗，由此造成了“城擠鄉空”和教育資源錯配的困境。
在城鄉教育資源優化配置的過程中，地方教育主管部門還面臨著來自地方政府發展要求的壓力，一些地區將縣域教育作為縣域經濟發展的籌碼，比如通過建設“教育新城”帶動地方房地產發展，教育資源的投入與當下百姓的教育需求又不相匹配。教育城鎮化的發展迫使央地政府不得不思考如何著眼未來、兼顧當下優化教育資源配置。
第三，婚姻家庭觀念巨變與鄉村問題學生增多。
城市化的發展提高了青年一代的婚姻成本，進城買房成為結婚的標配，“天價彩禮”現象突出，婚姻的市場化與資本化使得婚姻締結的成本變高，同時也使得婚姻和家庭變得更加脆弱。當前，離婚家庭增多，“跑媽”現象突出，出現大量問題家庭，這些家庭的完整性和發展性被打破，導致鄉村學校中問題家庭的問題學生比例不斷增多，大量來自問題家庭的學生表現為自卑、抑郁、暴躁、情緒不穩定、對社會冷淡甚至抱有敵意等。婚姻家庭的變化不僅嚴重影響到青少年兒童的心理健康，而且也大大提高了鄉村學校的管理難度。
第四，網絡時代對基礎教育的巨大影響。
網絡時代的到來，進一步增加了我國基礎教育的復雜性。網絡世界既豐富又復雜，幾乎所有的城鄉青少年兒童都與網絡發生了關聯，盡管網絡具有一定的正向意義，但是大量青少年兒童陷入到網絡游戲中，成為深陷其中的網癮少年。
網絡時代對青少年至少產生了三個方面的影響：一是因手機游戲占據大量時間精力而影響學業；二是網絡世界價值觀與現實世界價值觀相沖突，不僅改變了學生的認知，而且導致學生出現認知沖突，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學生的心理健康，當前青少年心理健康問題突出、自殺現象頻發，與網絡時代的到來不無關系；三是網絡世界的知識豐富而龐雜，學生借助網絡世界的知識體系去應對甚至消解學校規則，導致學校的權威被削弱。學校教育如何面對和引導深受網絡影響的學生，是當下基礎教育工作者面臨的重要挑戰。
第五，學校非教學型任務猛增與學校管理“不出事”邏輯。
在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要求下，教育領域也開展了教育治理現代化建設工作。國家對于學校教育管理的規范化要求不斷加強，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學校的規范化程度和管理效率，但也不免產生了兩個方面的問題：
一是出現教育形式主義和教師負擔過重的問題，學校為了應付上級提出的各種任務疲于奔命；二是出現中小學管理幼兒園化的問題，在涉及安全的問題上事無巨細，在學生犯錯時不能批評要呵護，學校教師像“保姆”一樣照顧學生，教師的負責不僅增加了自身的工作壓力，而且“閹割”了學生在挫折中成長的可能。
盡管“安全無小事”，但是現在對于安全問題的過度重視極大地影響了學校的運轉效率和教育規律，并由此滋生了基層教育管理中的“不出事”邏輯，即為了避免出現問題，就盡量規避錯誤，不做或少做。此外，在規范化的要求下，學校和老師的治理手段減少了，當學校被學生或家長綁架如出現謀利型“校鬧”“鬧訪”時，學校沒有辦法應對，涉事教師就成了無辜的背鍋俠。
第六，縣域城鄉家庭育兒觀念變化與育兒的精細化。
家長在養育子女時的觀念也發生了變化，從粗放式教育轉變為精細化教育。我國的80后、90后家長不同于60后、70后及其以前的家長，后者對子女的養育會更加粗放、隨意，前者對子女的養育則更加精細化。
這種轉變之所以會發生，一是與計劃生育政策所帶來的少子化有關，因子女數量少更加珍視孩子；二是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無論是城市家庭還是農村家庭，生活水平都迅速提高，對于子女更加舍得投入；三是新一代的家長文化水平比上一代家庭要高，且因社會的流動速度加快，網絡信息的傳播等，新一代家長們了解的教育方法更多。新一代的家長不僅舍得為子女投入時間、精力和金錢，比如上培訓班、陪讀、托管等。他們對學校教育的要求也相應提高了，會積極介入學校教育管理中，如參與家委會、參加學校各種活動等。
第七，產業轉型升級與對基礎教育、職業教育提出新要求。
在全國產業競爭體系中，我國的產業發展長期位于中低端位置，以至于在利潤分配中處于劣勢地位。無論是從長遠發展來看，還是從現實處境來講，改變這一地位迫在眉睫。我國在2013年左右開始著手進行產業轉型升級，一方面，我國需要大量可以解決卡脖子技術的創新型人才，另一方面，我國需要大量能夠適應智能制造轉型的技術技能人才。因此，培養創新型人才和技術技能人才迫在眉睫。國家的人才培養需求對學校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戰，目前國家已經開始實施產教融合戰略，著眼于國家產業發展導向的人才培養，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都要對此做出回應。需要注意的是，在產業結構轉型調整與基礎教育競爭的互構下，我國中西部地區近幾年出現了“半工半陪”現象，家庭內部分工高度服從于子女教育需要。因此，教育制度和產業規劃之間如何合理匹配以更好地滿足家庭生產和家庭教育需要同樣是一個重大問題。
此外，房地產經濟的快速發展與學區房制度相耦合，在一定程度上重構了我國基礎教育的空間布局，使得社會分化與教育競爭問題尤為突出。教育產業化的發展也成為影響基礎教育的重要因素，民辦學校的強勢進入，教育智能化、教育數字化等概念的提出，都使得基礎教育的環境變得既豐富又復雜。
我國基礎教育的實踐不是一帆風順的，經歷了各種挫折和誤區。曾經一段時期，中國的基礎教育界流行各種教育理念，一些學者或實踐者嘗試使用這些理念指導中國基礎教育實踐，其中不乏生意人通過兜售教育理念謀取暴利。那些教育理念的理論邏輯并沒有問題，問題在于，完美理念的落地需要環境條件，如果缺乏必要的條件，理念就容易成為空談，理念的執行也會出現問題。由于理念或概念是邏輯自洽的，從理論上都能說得通，而實踐是復雜的，當用教育理念指導教育實踐時，總會出現各種各樣的問題。
曾經有些教育學者或教育研究者用教育理念抨擊教育實踐，比如將我國多年來的基礎教育實踐定性為“落后的應試教育”，并積極提倡“先進的素質教育”，但是忽略了應試教育中積極的因素和環境的約束，也未看到素質教育落地的條件限制，結果在推行素質教育的過程中，不僅破壞了傳統教育的精髓，而且滋生了一系列的新問題。同樣，在鄉村振興戰略實施中關于鄉村教育如何振興，有學者仍然在進行理念指導，卻不顧現代化和城市化的歷史性和必然性。面對復雜的教育現實，繼續以固化的理念或概念指導中國教育實踐，顯然已經不合時宜。
中國當前的基礎教育環境異常復雜，沒有可直接參照的模板。在探索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制度的過程中，需要理解我國基礎教育的三大屬性：
一是個體性。
個體性是指對人的教育，即教育要關照人本身，教育過程要契合人的成長規律，實現對人的培養，相信每個個體都是可塑的，是可教育的對象。
二是社會性。
社會性是指對人的教育不是處于真空地帶，不是完全純粹的，而是要與社會緊密結合，人的教育過程也是社會化的過程。教育本身不能脫離社會情境和社會需要，教育的過程要關照時代，既要將人置于時代中理解，也要將人培養成契合時代需求的人。
三是國家性。
國家性是指教育要與國家發展目標相結合，教育的一個重要功能是培養人才，人才培養的結構要與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需求高度嵌合，從而回應國家的發展訴求。
我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關于基礎教育發展的定位，區別于資本主義國家的核心在于，教育必須始終是社會流動的助推器，“讀書改變命運”是底層家庭奮斗的唯一希望，也是社會良性運轉的最大推動力量。為底層家庭保持階層流通的渠道，而非將教育變成強化社會分化和階層固化的“幫兇”，是我國基礎教育實踐的根本定位，也是最本質意義上的教育公平。一旦教育促進社會流動的功能失靈，我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色彩就會黯淡。
在復雜的教育環境下，我國基礎教育實踐方向的探索要根據國家的時代變化和國情需要展示出權變性。權變性包括兩個層次：一是環境的適應性，即在時代的巨變之下，根據環境的變化進行教育實踐的調試，以期達到更好的教育效果；二是需求的回應性，即在不同的環境之下，家庭、社會和國家對于教育的需求會有相應的變化，我國的教育政策部門要嘗試彌合不同主體的教育需求，教育實踐主體則要對此予以積極回應。
當前中國基礎教育領域出現的諸多新現象、新問題、新趨勢，將中國基礎教育的復雜性、系統性和深刻性呈現出來。基礎教育領域這些現象、問題和趨勢的出現，無法依靠某套理論進行解釋，也無法依靠某種理念指示就可以解決，試圖使用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方式不僅無法解決問題，反而可能使問題越來越多。可喜的是，國家已經意識到教育問題的復雜性和系統性，并在努力嘗試從根子上解決問題。當然，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道路的探索任重道遠！而此時，我們要緊跟時代，邁向田野！
邁向田野對于中國基礎教育研究者而言具有重要意義：
一是田野最能反映時代的變化。
教育一線是最能夠反映教育環境、教育政策、教育需求等變化的空間場域，時代的巨變在教育一線空間中可以展露無疑，進入田野能夠充分感受到時代的變化及其對于教育問題的影響。
二是田野最能感知時代的聲音。
基礎教育研究者不能只唯上，要經常傾聽教育一線工作者、教育相關者的聲音，他們的聲音可能代表著應對時代變化的訴求和教育政策調整的方向。忽視他們的聲音，我們的教育研究和國家的教育政策都將會成為“空中樓閣”“鏡中水月”。
三是田野最能提供完整的圖景。
基礎教育研究顯然不只是單純的教育管理和教育技術研究，教育問題涉及婚姻家庭、社會變化、政府治理、國際關系等多個層面，影響因素多，回應的問題也多，通過田野調研才可以把握更為完整的圖景。
邁向田野是把握時代脈搏最好的方式，也是深入研究中國基礎教育最好的方式。只有真正進入教育一線了解學校的運轉、教師的想法、家長的訴求、學生的心態、國家的政策，才能弄清基礎教育領域的問題為何，復雜性何在，根源在哪兒，可能的方向是什么。基于田野經驗進行總結、分析和提煉，我們才能更為深刻地把握我國基礎教育領域的完整圖景和發展方向，由此探索出一條適合中國國情和符合人民需要的中國式現代化的基礎教育發展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