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近日，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經濟學教授、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姚洋在接受采訪時指出，為減輕孩子們的學業壓力及過度競爭，建議取消中考，直接普及高中教育。他同時建議縮短學制，實現10年制義務教育。去年，著名人口學家、企業家梁建章，前恒大首席經濟學家任澤平等在其聯合撰寫的《中國教育內卷報告（2023版）》中，也提議取消中考，縮短學制。
實際上，關于“取消中考、縮短學制”的聲音一直存在。近些年的全國兩會上，有多位政協委員、人大代表都曾提出過類似建議。社會上關于“中考要取消”的傳言也屢屢出現。不久前，《關于推薦義務教育教學改革實驗區和實驗校的通知》發布后，教育部和有關地方教育部門第一時間對“實驗區將實行縮短學制、取消中考”等不實信息進行辟謠。
取消中考，能否達到解決教育焦慮、減壓的目的？中國教育在線總編輯陳志文曾撰文深入分析該問題。他認為，中高考的競爭與焦慮，本質是社會競爭的前置，不是教育問題，我們可以取消中高考，但永遠取消不了社會競爭。
取消中、高考，教育就不內卷了嗎？
陳志文
中高考焦慮與競爭的背后是社會競爭的前置，可以取消中高考，但卻無法取消競爭以及被前置的教育競爭。
教育內卷的根本原因是中高考？這個結論顯然表面化了。
日前著名的人口學家，企業家梁建章博士聯合前恒大首席經濟學家任澤平等撰寫了一部《中國教育內卷報告（2023版）》。 在談到教育內卷的原因時，報告認為，“中小學教育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是現行的高考和中考制度。” 在此基礎上，報告提出了三條改革建議：第一，取消中考；第二，縮短學制（2年），20歲大學即可畢業；第三，大學教育通識化和普及化。
中、高考是教育內卷的原因嗎？取消中高考等升學考試就能解決教育內卷，教育焦慮與負擔嗎？答案是否定的，把教育內卷，教育競爭歸因于中、高考，顯然把教育焦慮與負擔表面化了，膚淺化了。
中高考的競爭與焦慮，本質是社會競爭的前置，不是教育問題，我們可以取消中高考，但永遠取消不了社會競爭。
用人單位為什么看出身？
我們不能否認中高考給學生與家長帶來了直接的焦慮，但中高考的升學焦慮，競爭焦慮，本質是社會競爭的前置，并非一個教育問題，招生考試制度的問題。說白了，是社會人才評價和社會競爭篩選導致的問題，無關教育。
在80年代高等教育精英教育時代，招生量非常少，一個專科生也是天之驕子，原因是當初我們用高等教育替代了人才選拔。那個時代的大學生，從上大學起就被國家買斷，成為國家的“人才”：不僅不要交學費，住宿費，國家還需要給大學生生活費，而你的“工齡”也是從上大學開始計算的。當然，與之相關，你也沒有太大選擇權，畢業時一紙派遣證把你派到哪里就到哪里報到。
伴隨改革開放，高等教育逐漸改變了發展模式，尤其是1999年大擴招徹底改變了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方向。高等教育迅猛擴張，我們僅用不到20年就跨越了大眾化、進入普及化時代。在人口如此龐大的國家這么短的時間實現這種跨越是罕見的。2001年，中國大學畢業生第一次超過100萬，2023年高校畢業生達到1158萬，如果加上回國留學生，大概率超過1200萬，幾乎占到新增勞動力的80%。2023年政府就業目標也僅有1200萬。2024年，大學畢業生再次提高21萬，達到了1179萬，創下新的記錄。
在人人都是大學生的背景下，用人單位就開始看你是什么大學畢業的，即所謂出身歧視遍布各級政府與國有、私營企業。近日媒體報道的“困在第一學歷的大學生”反映的就是這個問題。另外一個尺子，就是看你的學歷，是不是研究生。無論是看出身還是看學歷，本質還是一個選拔上的稀缺性問題。
這種出身歧視與學歷歧視雖然存在違法嫌疑，但生生不息，顯然有其現實的合理性：即人才篩選上的大概率事件。
人人都是北大清華畢業，就沒有競爭了嗎？
于是，雖然幾乎人人都可以上大學，考不上大學已經變成一件很困難的事情（本科線最低僅有280多分，專科線幾乎可以忽略），大家還是要拼命競爭，以考取一個更好的大學，以博得未來更好的發展，避免“困在第一學歷里”。
很顯然，這也并非報告提到的優質高等教育資源不足造成的，是供給過大，水漲船高，一種正常的市場調節。80年代專科生也是天之嬌子，就有體面的工作，難道80年代的專科學校就是優質高等教育資源嗎？顯然不是，本質是稀缺。
我們可以倒退設想一下，先不說是否可能，未來我們就學習中小學搞集團校的辦法，把所有大學都變成985高校的分校，甚至讓所有大學都掛上北大清華的牌子，大家都是北大清華畢業生，用人單位就不搞出身歧視了嗎？仍然會用更苛刻的尺子去篩選：你是燕園的北大畢業，還是XX的北大畢業？你是清華園的清華，還是XX的清華？或者，再來一次更嚴酷的考試，比如國考，進行二次篩選。
過去大學畢業生因為稀缺，畢業就是公務員，體制內單位，但是現在人人都是大學畢業生時，就來一次二次篩選，比如公務員考試。今年公務員國考崗位僅有3萬多人，但報名人數超過300萬，競爭的慘烈程度遠遠超過中、高考，研究生考試，為什么？疫情的影響，讓多數人意識到體制內更為安穩，于是大家涌入體制內，求職者眾多，于是我們就再考，再篩選。
我們是否也要取消公務員考試？這不也是教育焦慮嗎？
換句話說，也絕不是優質高等教育資源豐富了，就不會再有教育內卷與教育負擔的，本質還是社會競爭的篩選。
所有競爭背后，都是為了一份體面的工作，如果可以直接拿到體面的工作，職高也會被擠破頭，而不是大學。
正是因為是社會競爭的前置，因此，一旦可以直達目標，普高，大學都可以不讀的。2023年7月江蘇鹽城中考就出現了罕見的一幕。一個中考中獲得742分的高分考生在父母的引導下選擇了分流到中職項目，而不是選擇當地最好的普高鹽城中學（錄取分數723）。而這樣的孩子還不是一個，是一批。原因就是當地為支持職業教育發展，這個中職項目背后連接著教師編制----如果沒有意外順利畢業，即可獲得一個教師編制，于是大家趨之若鶩，放棄了讀普高，考大學。這和我80年代初畢業時一樣，初中畢業生中最優秀的學生很多都選擇了中師、中職，中專，中技，而不是上高中，考大學，因為中師中職中專中技畢業就有一份鐵飯碗，體制內工作。
同樣，這些年在高考錄取中，軍警校、師范院校高熱，都是這種選擇的體現。北京某雙非高校在提前錄取中超過哈工大，根本原因就是這所高校與中央某部委千絲萬縷的聯系，就業去向良好。
當下中、高考帶來的這一系列激烈競爭的背后，實際都是社會競爭的前置，社會篩選的前置，強加給教育的，是社會評價用教育評價替代的結果，并非教育本身導致的，更不是中高考制度導致的。如果把罪責歸因于中高考，實在是太淺薄了。
而社會競爭的激烈，本質還是因為懸殊的差距。如果一個出租車司機的收入，退休待遇和公務員差距不大，我們還會這么拼命卷嗎？教育的競爭還會這么激烈嗎？很多人推崇的教育模范生芬蘭就是這樣。在芬蘭，不僅物質生活水平高度發達，而且因為相關制度的設計上幾乎是去競爭化的：上班的人，不上班的人收入差距不大。在這種去競爭化的社會，教育必然去競爭化，功利化，成為我們很多教育專家的理想國。但本質不是芬蘭教育的偉大，而是社會去競爭化的功勞，教育無非是適應了這種社會制度設計而已。
升學負擔與焦慮，背后也是文化問題，絕不只是某種招生制度的問題。
教育焦慮，中高考競爭的激烈，還有很多原因，比如文化的問題。對子女的重視，核心是對其教育的重視，這是我們優秀的傳統文化，但也帶來了普遍性的問題，儒家文化圈普遍存在這個問題。
韓國與我們有不同的中、高考制度，但為什么教育競爭與負擔也如此嚴重？同樣，中國人涌入美國后，為什么熱衷的還是應試培訓？我們到硅谷看看，遍布各學校門口的輔導班，就知道，這絕不簡單是我們的招生考試制度問題，否則根本無法解釋這么多的輔導班的存在。2022年，好未來董事會做出了重大的戰略轉移，主戰場轉移海外，服務以華人為代表的亞裔人群。早在2019年，學而思就在硅谷建了第一個分校，主要科目就是小學生奧數！萬惡的奧數在美國華人圈盛行，美國奧數代表團幾乎就是“中國2隊”。
這，能怪中國的中、高考制度嗎？
為什么負擔最重的是小學高年級，而不是高中？取消升學考試，教育負擔與焦慮大概率是提高，而不是降低
取消中高考，就能降低負擔與焦慮嗎？結果可能適得其反，這是報告的撰寫者沒有想到的。
在校外輔導機構最火爆的時期，上市公司營收主要來自小學階段，相關上市機構都在年報中都有披露。后來因為政策原因，不再公布，但我們從其開班數量也可以看出這一結構。
2016/2017學年，學而思所開班次最多的是小學階段，其次是初中，最少的高中，其中在小學階段開設班次最多，超過了7萬余個，整個高中是最少的，大約為1萬左右。
為什么會有如此巨大的差距？
這里面存在一個很有趣的技術性因素：小升初沒有考試，但初中有中考，高中有高考。
推行9年制義務教育后，我們首先取消的就是小升初升學考試，但遺憾的是，大家都想上更好的中學，于是大家把各中學半遮半掩的旁門當大路，想盡一切辦法擠進小小的旁門，競賽，特長，綜合評價等等，不一而足。于是，為了這些小小的旁門，孩子們18般武藝都要學，都要準備，于是各種輔導班、坑班風起云涌。反觀初中，高中，因為有中考，高考這一明確的升學大路，學校全面承擔了主體責任，不必大家到校外去學習，導致校外輔導機構很難有機會在中、高考中攫取更多市場機會，于是這個學段的輔導班少之又少。
這其中，伴隨近年中考的去區分度，推行復雜的錄取制度，不再由考試完全決定，以初中生為對象的輔導班逐漸開始興盛，其原因和小升初取消類似。你不看考試，你看其他的，我就開始針對性準備。各種直升，簽約、綜合評價，旁門左道越來越多，于是伴隨這些旁門，就多了一些五花八門的輔導班。比如當下推行的綜合評價，就帶來了復雜的綜合評價“應試化”。
同樣，前些年因為高考有自主招生，于是面向高中生的輔導班主要就是“自主招生”，這些年的噱頭則變成“強基計劃”，而不是高考。
升學或者說招生評價的豐富化，必然同步帶來新的應試訓練與應試負擔，這是一個無可奈何的事實。
因此，當時就有人建議，既然無法杜絕擇校，也無法擺脫這種競爭，還不如在確保就近受教育權利的背景下，恢復小升初考試，讓擇校公開化，統一化，以統一的考試這個大路，取代五花八門的尺子，以最大程度減負。
這個提議顯然有現實的意義，但理論上不符合相關理念與政策，也就不可能實施。
當下，無論是北京還是偏遠的農村，事實上我們已經基本普及了高中教育，只要愿意，大家都可以上高中（上職高國家還有直接的補貼），理論上完全可以取消中考，但為什么沒有取消？高考也同樣，無論是讀普高，還是職高，最后都可以以極低的分數上大學，但為什么不取消高考？
其中一個原因比較簡單：誰上著名中學，誰上普通高中？誰上普高，職高？誰上清華北大，誰上本科，誰上高職高專?
如果我們取消中、高考，用各種復雜的尺子去實現不可避免的“擇校”，比如各高校的自測，會不會上演小升初取消帶來的這一幕？
不信我們可以拭目以待！
有人說的好，減負，減不了競爭！取消中、高考，也取消不了這種競爭。如果取消各種升學考試，大家無非還會以更復雜的形式競爭，教育的負擔實際大幅增加，而不是減少。
備注：本文只是想和相關專家探討教育內卷的原因，不能贊同的是對于教育內卷原因的分析，對于梁建章等專家關注中國人口與教育問題，試圖推動降低養育負擔，尤其是教育負擔的初衷表示尊敬。
（作者：陳志文 中國教育發展戰略學會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國教育在線總編輯）
